從國際關係層面看中港關係

這篇文章只代表個人的膚淺看法，與本人所屬之任何團體的立場無關，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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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中英談判中，中方訂定了以一國兩制的方式讓香港得以高度自治的方式回歸祖國。但直至近年，不少香港人開始對「高度自治」產生懷疑。加上主張以雙向溝通及整體穩定性為爭取香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的說法愈說愈盛，更令一些爭取民主的中堅分子態度軟化，並在香港形成一股新的民主力量。
 
筆者認為，這一力量的特點在於他們對中港關係的看法有所改變。主張溝通的人士認為在香港民主的進程中，其重心在於中央對香港人的信任程度，而信任是建基於良好的溝通。所以，為著終極的目標——民主，不惜在一些立場上作出退讓，以作為換取與極權者溝通的籌碼。
 
個人而言，筆者並不認同這一套說法。筆者認為，要了解中港在民主進程上的關係，必需從國際層面去作出分析。其實，鄧小平早在1984年實行一國兩制的方案是有三大目的。第一，向英方提出香港主權轉移的一個最重要的方案，使英方難以以香港的民主進程作為刁難的藉口。第二，向台灣展示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使中國能夠早日統一台海。第三，維護香港民主進程的發展，向歐美等國展不民主化的決心。當中又以第二個原因至為重要，因為收復台灣是顯示中國主權完整性的最重要一步，而且台灣的工業發展亦是中國所需的。
 
基於以上的假設，筆者認為中央對香港的信任程度在爭取民主政制的進程中的角色並不吃重。事實上，自2003年起，中台關係因台灣總統大選臨近而變得緊張。陳水扁連任後，中央已把香港看作為一個失敗的樣版，對港的政策亦有所改變。中央開始將香港變成一個地區金融中心，並憑藉香港的基礎配套去爭取外資流入，加速鄰近地區的發展。可是，這樣的轉型使對港的政策的手段變得更狠辣，以強橫的手段壓下異見，形成一個穩定的局面。
 
可是，去年的七一遊行將中港問題帶到國際層面，使各國都高度關注香港的民主進程問題。加上今年四月的人大釋法及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更使世界各國對此表示不滿，連帶的政治風波 (如封咪事件等) 亦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狀況，破壞外商的投資氣氛。當然，我並不排除這是外國政府指示下的舉動，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跨國公司已續漸擺脫受單一國的管束。
 
在影響外資的投資氣氛下，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連串的舉動，一方面高調打壓民主進程，一方面加強與異見人士的溝通，一方面又強調 (在穩定社會下)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筆者認為，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漸大，但仍需要一眾跨國公司等外資的支持才能帶領中國去追趕歐美等強大勢力。所以，中央在港作出一連串的舉措，目的是想表現出中央願為中國的前途作出行動去配合大型外資的投資。
 
筆者認為，加強與異見人士的溝通是分化異見力量的方法，目的在於分化內部力量，使問題不會禍及政府。事實上，民主派的分化亦未見得條件去左右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並對其作中嚴重的打擊。其實，主張溝通的人又會否想過，中央這一連串的行動只是一場戲？撫心自問，加強了溝通後港人又能談甚麼，又有甚麼條件去談？